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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文化·文物说丨青胎素描慢拂弦

时间: 2024-07-06 12:19:55 起源: 专利证书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 高28.1厘米 口径20.5厘米 腹径34.5厘米 底径19.3厘米

  元青花 淡蓝匀润的釉色上分段饰以花卉图案:颈部绘精致缠枝栀子花纹,肩部绘相间的缠枝莲花纹和石榴花纹,腹部绘大罐的主题纹饰——富丽的缠枝牡丹花,下腹部绘卷草纹和变形仰莲纹,各组图案之间以二道弦纹为界,层次分明,构图完美。

  火石红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的底足,胎釉接合处从瓷釉边缘渗出一线火石红,这是使用元代特有的麻仓土的原因。麻仓土因含高铁成分,烧制成瓷器后,瓷器的底足、胎釉接合处、露胎处,便有火石红的痕迹。

  “色流香,青胎素描慢拂弦。慢拂弦,岁月浮华,一梦千年。可参造化天地妙,无极由来太极添。太极添,业火凝练,玲珑惊艳。”这是后人对元青花的由衷赞美。包头博物馆就珍藏着一件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燕家梁遗址的国宝级文物元青花。

  走进包头博物馆“九原长歌——包头古代历史背景和文化陈列”展厅,目光立即被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吸引。该罐整器高度适中,口径开阔,底径稳健,器型大气而不失优雅。在色彩与装饰上,大罐更是独树一帜。淡蓝匀润的釉色上分段饰以花卉图案:颈部绘精致缠枝栀子花纹,肩部绘相间的缠枝莲花纹和石榴花纹,腹部绘大罐的主题纹饰——富丽的缠枝牡丹花,下腹部绘卷草纹和变形仰莲纹,各组图案之间以二道弦纹为界,层次分明,构图完美,展现出元代画师精湛的技艺。缠枝牡丹纹大罐不仅是元朝时期陶瓷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国宝。

  1979年9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包头市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刘幻真骑着自行车来到九原区麻池公社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在麻池古城南门的一个筛沙场,他拿出一些瓦片和瓷片给正在干活的农民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在场的一位妇女随口说了句:“我家就有一个古时候的蓝花瓷罐。”刘幻真半信半疑,决定去看个究竟。来到妇女家,刘幻真一眼便看到摆在躺柜上的白底蓝花大瓷罐,色泽艳丽、光洁如新,罐体上的花卉纹饰繁密、华丽大气。这是他从事考古调查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完整、硕大的青花瓷器。

  那位妇女告诉刘幻真,瓷罐是她的大伯哥挖出来的。1972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她的大伯哥平整农田,铁锹突然碰到一个硬物,大伯哥小心翼翼地扒开黄土,露出这个白底蓝花的大瓷罐子。大伯哥把瓷罐拿回家,母亲十分喜爱,便摆在躺柜上。

  刘幻真了解到瓷罐的出土经历后,告诉妇女及她的家人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身份,又耐心地向他们讲了国家相关文物保护的政策,建议他们将青花瓷罐交给国家保管。妇女全家人经过几番斟酌后,决定将大罐交给国家。刘幻真特别感动,为表敬意,当时月工资54元的他给这家人放下20元钱。

  包头出土青花瓷罐的消息牵动着业内人士的心,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先生专程从北京来包头验证这件瓷器,明确其为国内少有的元青花大型器物。

  我国著名陶瓷学家、《中国陶瓷》作者冯先铭教授,写信专门过问此罐,他本打算到包头目睹大罐风采,不料还未成行却不幸去世,成为遗憾。

  日本著名陶瓷学家、东京都博物馆馆长三上次男慕名来包头考察这件元代青花瓷大罐。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先生,为一睹大罐真容专程来到包头。

  包头博物馆征集保管部的刘伟,多年从事文物征集鉴定、保护修复等工作,他耐心地向记者介绍了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的特点。他说:“首先,从胎质上看,青花罐采用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所以胎体坚硬而细腻;由于器型较大,青花罐采用2次成型,所以中部有接胎痕。其次,从青料上看,大罐用的是进口苏麻离青料,发色纯正,艳丽夺目。苏麻离青料由于其成分具有‘高铁低锰’的特性,所以大罐局部有黑色‘铁锈斑’。这种斑点是随机产生的,有的斑点会浸入胎骨,这是元青花的重要特征之一。再者,从纹饰上看,元青花的纹饰繁密而有层次,花叶采用平铺画法,主题突出,构图严谨。大罐上的仰莲纹采用间隔构图,与后期明代莲纹彼此相连画法有明显区别,这是元代青花的典型特征。还有,大罐的釉面也是鉴别要点。元青花的釉面一部分泛青,多为卵白色,积釉处呈水绿色。仔仔细细地观察,会发现器物表面有轻微橘皮釉和缩釉现象。若使用80倍放大镜看,釉面气泡疏密有致,大小不一,层次分明,而市面上的仿品,釉面上是细密而均一的小气泡。”

  “包头博物馆这件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虽然历经数百年岁月的洗礼,但迄今仍就保持着完整性,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精湛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不仅为咱们提供了研究元代陶瓷艺术的重要资料,更展示出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刘伟自豪地说。(草原云·正北方网记者高玉璞通讯员叶永晟刘伟)

  青花斗艳,最美不过青花瓷。元代,青花以鲜明的蓝白效果、豪迈大气的造型、多元文化的融合,再加上优质的胎土釉料,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时代,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元青花家族的知名度很高,一方面是由于颜料钴为进口原料;另一方面,青花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出口中东、东南亚等地。我便是元青花最好的诠释。

  我的全名叫“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因为个头大,人们也称我“大罐”。说起我,现代人常用“器形大、工艺妙、保存完好、国内罕见”来形容。我是内蒙古出土的最大的一件元代青花瓷器,身高28.1厘米,口径20.5厘米,腹径34.5厘米,底径19.3厘米,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走过700多年的岁月。

  700多年前,画师为我做“纹身”时,可谓费尽心血。我的颈部是一圈缠枝栀子花纹,肩部是缠枝莲花和石榴花相间的纹饰。腹部是我全身的C位,当时,画师一手执笔,一手托着颜料盘停顿片刻,一气呵成,绘出富丽的缠枝牡丹纹。画师还在我的下腹部绘制了一圈卷草纹,再往下是仰莲瓣花纹,各种图案之间以两道弦纹为界。

  大家可别小看这些缠枝纹,它又名“万寿藤”,因结构连绵不断、委婉多姿,所以有生生不息、万代绵长的吉祥寓意。缠枝纹用于瓷器,第一个“吃螃蟹”的便是元青花。

  如果细看,你会发现我身上青花积青处有零星的呈黑灰色或黑灰略带褐色的小铁斑,这是苏麻离青的印记。苏麻离青是产于古波斯一带独有的一种矿物质钴料,稀少而珍贵,在元代被奉为至宝,专门用于官窑中青花瓷器的描绘。苏麻离青含铁量高,在适当的火候烧造下会出现四氧化三铁结晶斑,我身上的小铁斑就是这样来的。

  在我的底足,胎釉接合处从瓷釉边缘渗出一线火石红,这是使用元代特有的麻仓土的痕迹。麻仓土是优质高岭土,因产于江西景德镇麻仓山而得名。从元代开始,麻仓土用于青花瓷的胎体制作,是元代的“御土”。麻仓土因含高铁成分,烧制成瓷器后,瓷器的底足、胎釉接合处、露胎处,有火石红的痕迹。

  我本出生于江西省景德镇,但是却出土于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燕家梁。原来,燕家梁位于阴山要冲昆都仑口的南侧,在元朝时是一处商贾辐奏、轴轳千里的繁华市镇,南来北往的茶叶瓷器、丝绸布匹、皮毛药材等货物均要在燕家梁地区进行交易或中转,是黄河几字弯顶部名副其实的水旱码头和重要驿站。元朝末期,受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影响,居住在燕家梁地区的富商避难离开时,就地埋藏了不方便带走的值钱器物,我也夹杂在这些器物中。数百年后的1972年秋天,燕家梁有个小伙子整理农田时,无意间使我重见天日。之后,我在他家的躺柜上摆了7年,被包头市文物管理所文物管理员刘幻线年,包头博物馆成立,我入藏包头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产生与发展浓缩了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精髓、汇集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瓷器的出现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元青花瓷器的创烧更是打破了中国制瓷业的传统格局,使中国瓷器从素面装饰进入到以釉下彩绘为主流的新阶段,开启了中国瓷器烧造的新纪元。

  元青花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很重要的艺术价值,自从有了元青花,瓷坯器型的主体地位与重要性便退居其次,器上绘制则成了主要价值的体现。

  元朝时期,海外贸易十分繁盛,当时和中国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海上贸易的范围东到高丽(朝鲜)、日本,西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和瓷器等手工业品。经贸繁荣兴盛、文化多元宽松,极大地提升了元朝时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生产的非凡创造力。做工精细、画工精湛、色彩艳丽的青花瓷器大批远销海外,成为元朝政府扩大对外商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商品支柱。

  公元1278年,元朝政府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器的“浮梁瓷局”,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汇聚于景德镇,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高岭土的发现和利用使景德镇的制坯技艺由单一的瓷石配方改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升了瓷坯的硬度,为大件瓷器的成功烧造奠定了基础。清代龚轼在《陶歌》里用“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赞颂元青花瓷器磅礴大气的造型、酣畅自如的绘画、浓艳明丽的色彩。

  元朝频繁的对外交往和发达的海外贸易,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使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西方文化交流融合,促进了元青花的发展、成熟,元青花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结晶。(作者系包头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瓷罐,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燕家梁。燕家梁遗址于20世纪50年代被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发现。

  燕家梁遗址位于河套地区黄河几字弯顶端的核心地带,地处阴山山脉大青山和乌拉山分界的昆都仑河谷南口,是阴山以南黄河交通要道上的重要交通节点,元朝时期是一处重要水陆驿站。

  考古专家觉得,元朝时的燕家梁地区属于中书省大同路管辖,这里因便利的交通条件及水陆驿站,发展成为一处繁华市镇,集商贸、驿路为一体,是沟通东西方、中原与漠北地区的重要通道。这里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各类生活用品十分丰富,其中瓷器是大宗。

  为了加强货物运输和经贸往来,元朝政府在重新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驿站制度,设立各类驿站1500多处,形成以大都、上都为中心,辐射四方、连通各地的交通网络格局。元代从东胜州(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至应里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设置了10处水驿,燕家梁遗址是当时重要的沿河驿站之一。从东胜州经亦集乃路(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到漠北哈喇和林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的陆驿也经过这里。独特的地理优势使燕家梁成为一座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繁华热闹的市镇,各地的商人在此住店歇脚、洽谈生意,南来北往的棉麻丝绸、皮毛粮食、瓷器茶糖等大宗商品都需要在此转运交易、运往各方。船帆林立、驼队穿梭的燕家梁地区记录着民族交往融合、商贸兴盛繁荣的历史印迹。

  2006年5月至11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联合对燕家梁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交错的道路、布局有致的房址,特别是在发掘区中部发现了保存较好的酒肆客邸区,结合墨书题记出现的“太和馆”“仁和店”“金瓶正肆”等内容分析,这一带当年应该是酒馆和旅店集中的地方,更证明了燕家梁地区当时的繁华。

  2013年5月,燕家梁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永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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